中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世界
日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发明。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日期,但我们也必须小心,否则日期也会戏弄我们。日期总是把历史搞得非常精确。比如说,我谈论中世纪人们的观点时,并不是说在公元476年12月31日,全欧洲的人突然就说,“啊,现在罗马帝国完蛋了,我们生活在中世纪了,多么有趣呀!”
无论在习惯、举止言谈,还是人生观上,查理曼大帝法兰克宫廷上的人们都还是罗马人。另一方面,等你长大成人后,会发现有些人还停留在洞穴人的阶段。年代的特征互相重叠,前后几代人的思想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完全区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研究中世纪很多人的思想,得出当时普通人如何看待人生,如何看待生活中众多难题的大致态度。
首先,要记住的是:中世纪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生而自由的公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来去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精力或是运气塑造自己的命运。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整体规划中的一部分,这个规划中有皇帝和农奴、教皇和异教徒、英雄和流氓、富人和穷人,还有乞丐和小偷。他们接受了上天神圣的安排,从不质疑。当然了,这就是他们同现代人迥异的一点,现代人不会逆来顺受,现代人总是要不断改善自己的财政和政治处境。
对于13世纪的男女而言,世界就是享乐的天堂和受折磨的燃烧着硫磺的地狱,这可不是空洞的词汇或是含混的神学术语,这就是他们眼中的现实,中世纪的市民和骑士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为之而准备。我们现代人好好活上一辈子后,看待死亡就如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一般平静。六十年的辛勤努力后,我们长眠不醒,心情坦然,觉得一切都会好好的。
但是在中世纪情况可不一样,死神带着狰狞的头骨和哗哗作响的骨架,时刻都伴随在人身边。人们睡觉时,死神拉着恐怖的乐曲,刺耳的小提琴声将人从睡梦中惊醒;人们吃饭的时候,死神就坐在他们旁边;男人们带上女孩出去散步,死神就躲在树木和灌木丛后面对着他们微笑。如果你在小时候,听的不是安徒生和格林童话,而是是墓地、棺材和可怕疾病的恐怖故事,那你也会一生都生活在临终和审判日的恐惧当中。中世纪的孩子们就是听这样的恐怖故事长大的。他们的世界里到处都是魔鬼和幽灵,偶尔会出现几个天使。有时,出于对未来的恐惧,他们变得谦逊和虔诚,但更多的时候,这种恐惧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人们变得残忍而伤感。他们占领了某个城市后,首先会杀死城里所有的女人和孩子,接着他们又虔诚地前往某处圣地,摊开沾满了无辜者鲜血的手,祈祷怜悯的上天原谅他们的罪恶。是的,他们不仅会祈祷,还会留下酸楚的泪水,忏悔自己是最可恶的罪人。但是第二天,他们又血洗了另一处撒拉森人的营地,心中没有半点慈悲。
当然了,十字军战士是骑士,他们的行为准则同普通人有所不同。可在这些方面,普通人和他们的主子没有什么不一样。普通人就像一匹怯懦的马,就是影子或是破纸片也会让他惊慌失措,他们也能够出色忠诚地完成任务,但只要臆想看到了鬼魂,肯定要夺路而逃,闯出祸事来。
在评判这些人之前,我们不要忘记他们身处的不利环境。他们不过是装出文明人样子的野蛮人。查理曼大帝和奥托大帝号称是“罗马皇帝”,但实际上他们和罗马皇帝(比如说屋大维或是奥利利乌斯)几乎就没有相似之处,两者之间的比较就像是刚果的旺巴·旺巴“国王”与瑞典或丹麦高学历的统治者相比。中世纪的人就像是生活在辉煌废墟中的野蛮人,他们的祖辈和父辈摧毁了过去的文明,他们没有享受到这种文明的好处,他们愚昧无知。现在12岁男孩知道的东西,他们都是一无所知。他们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圣经》。《圣经》中教导人类有爱心,要仁慈,要宽恕的章节都出自《新约》,这一部分的内容引导人类向善。可是作为天文、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和其他种种科学的手册,这本珍贵的书就不那么值得信赖了。到了12世纪,中世纪的图书馆终于有了第二本书,也就是是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编撰的实用知识大百科。这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很受基督教推崇,而其他所有的古希腊哲学家都因为异教徒的观点遭到了教会的谴责,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这一点我并不清楚。但事实就是:除了《圣经》,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真正的基督徒可以放心阅读的书籍。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到达欧洲多少费了些周折。他的著作从希腊传到了亚历山大港。接着在公元7世纪征服了埃及的穆斯林将他的作品从希腊文翻译成了阿拉伯语。然后,穆斯林大军将其带到了西班牙,哥多华[169]摩尔人的大学都在教授这位伟大的马其顿斯塔利亚人(亚里士多德出生在马其顿的斯塔利亚)的作品。想要接受通才教育的基督徒学生穿过比利牛斯山,来到西班牙,将这些阿拉伯语的文本翻译成了拉丁文。于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四处旅行一番,终于来到了欧洲西北部,得以在不同的学校教授。具体的过程并不是特别清楚,正因为如此,这段历史就更有趣了。
有了《圣经》和亚里士多德,中世纪最聪明的人就开始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解释天地之间的万物了。这些被称作“经院学者”的人真的是非常聪明,但他们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书本,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实际的观察。如果他们要讲授鲟鱼或是毛虫,他们就读一读《旧约》、《新约》和亚里士多德的书,然后就告诉学生这些书中是如何讲述鲟鱼和毛毛虫的。他们不会到附近的河中抓一条鲟鱼,也不会离开书斋到后院捉几条毛毛虫,也不会到动物的栖息地观察研究它们。像大阿尔伯图斯[170]和托马斯·阿奎纳[171]这样的著名学者不会探求为什么巴勒斯坦的鲟鱼、马其顿的毛毛虫为什么会同欧洲西部的不一样。
偶尔也会出现罗杰·培根[172]这样非常有好奇心的学者,开始用放大镜和小望远镜做实验,他真地把鲟鱼和毛毛虫搬到了讲堂上,证明这些生物同《旧约》和亚里士多德讲的不一样,尊贵的经院学者看到他的所作所为,直摇头。培根走得太远了,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后来,他居然敢说一个小时的实际观察胜过十年研究亚里士多德,他还说,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翻译过来了,虽然有好处,还是不翻为好。听到他说了这样的话,经院学者跑到警察那里说,“这个人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他想要我们学习希腊文,用希腊文阅读亚里士多德。数百年来,我们虔诚的人们都满足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文的著作,为什么他要不满意呢?为什么他这么好奇鱼和昆虫内部的结构呢?也许他是个邪恶的巫师,想要用巫术颠覆现有的秩序。”他们的陈词非常有说服力,那些捍卫和平的守卫者吓坏了,他们禁止培根写作,一个字都不准写,禁令一下,就是十多年的时间。等到培根可以继续研究,他也学乖了,采用了一种奇特的密码方式来写书,这一来,他同时代的人就无法读懂其中的内容。基督教会不想要人们提出质疑和动摇信仰的问题,举措越来越严厉,这种用密码写书的方式变得非常常见。
基督教会举措严厉,但并非出于愚民的险恶用心。当时禁止异端邪说是出于一种良好的动机。他们坚信,或者应该说他们认为这一生不过是为了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真正的存在做准备。他们相信知道得过多,人就会不舒服,脑子里就会装满危险的念头,就会产生怀疑,因此会走向灭亡。中世纪的经院学者看到学生偏离《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学说,自行研究,就好比慈爱的母亲看到自己幼小的孩子走向滚烫的火炉。母亲知道,如果不制止,孩子就会烧伤小指头,母亲要让孩子往回走,如果有必要,会强迫他往回走。但母亲是真爱这个小孩的,如果小孩听话,她也非常和颜悦色。如同这位母亲一般,这些中世纪灵魂的守护者在涉及信仰的问题上的确是非常严厉,但他们也夜以继日辛勤工作,为信徒们提供所有可能的服务。只要可能,他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数千位虔诚的男女竭尽所能地让普通人生活得更好些,在社会上,他们的影响力也是随处可见。
在当时,农奴就是农奴,其身份一辈子都不会改变。但在中世纪,仁慈的上帝虽然让农奴终身为奴,也赐给了这个卑微的生命不朽的灵魂,因此农奴的权利也受保护,他有权像一个善良的基督徒那样生活和死去。农奴太老了,或是太虚弱了不能工作的时候,他的主人必须照顾他。因此,虽然农奴的生活单调沉闷,他从来不为明天担忧。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也就是说自己不会失业,他知道自己头顶上永远都会有屋顶(也许会是漏雨的屋顶,但总好过没有),他也知道自己永远都会有口饭吃。
社会所有阶层都有“稳定”感和“安全”感。在城镇里,商人和手艺人城里了行会,以保证每位成员都有稳定的收入。行会并不鼓励有雄心的人去胜过自己的邻居。更多的时候,行会都是在保护那些“过得去”的“懒人”。行会在劳动阶层中普遍建立了一种满足和安全感,如今在我们的竞争社会,这种感觉是不存在的。中世纪的人也知道我们现代人口中“垄断”带来的危险,如果某个富人占有了所有的谷物、肥皂或是腌鲱鱼,他就能迫使所有的人按照他定下的价格买这样东西。因此,中世纪的当局政府限制大批买卖,并且规定商品价格。
中世纪不喜欢竞争。为什么要竞争呢?为什么要忙忙碌碌,你争我夺呢?审判日近在眼前,天堂的金色大门开启时,善良的农奴要进天堂,而邪恶的骑士要下到最深的地狱里忏悔,这时财富又有什么用呢?
简言之,中世纪的人们放弃了部分思想和行为的自由,以换得更大的安全,免受肉体和精神的贫困。
反抗的人非常少。他们坚信自己只是这世上的匆匆过客,他们到这里就是为了准备更为重要的来世。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痛苦、邪恶和不公正,他们刻意转过头去,不要看这一切。他们拉上了百叶窗,不让阳光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他们关注的是《启示录》中的章节,书中说天堂的光辉将会带给他们永恒的幸福。他们闭上眼睛,无视这世上大多数的快乐,这样他们就能享受到不久之后等着他们的永久幸福。他们认为人生是必须忍受的罪恶,而死亡是辉煌日子的开始。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从来没有操心过未来,他们努力在世上建造自己的乐园。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为自己的同胞创造出非常愉悦的生活,当然奴隶除外。中世纪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类在云端给自己建造了一个乐园,而人世对于任何人来说,无论身份高低,财富多少,智慧如何,都是苦海。历史的钟摆应该指向另一个方向了,这就是下一章我要讲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