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再次敢于因为活着而感到幸福。他们竭力拯救罗马和希腊更为古老，更为愉悦的文明，他们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称之为文艺复兴或是文明的重生。

　　文艺复兴不是政治运动，也不是宗教运动。它是一种心灵状态。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依旧是教会母亲温顺的儿子。他们是皇帝、国王和公爵的臣民，并不埋怨。

　　但是他们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穿着不一样的衣服，开始说不一样的语言，开始在不同的建筑里过不一样的生活。

　　过去他们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天堂里幸福的生活，现在他们不再这样了。他们开始在人世间建造自己的乐园，事实就是他们取得了很不错的结果。

　　我提醒过你要警惕历史日期的危害，人们过于从字面上解读这些东西了。大家觉得中世界就是黑暗愚昧的阶段，接着，时钟“嘀嗒”一声响动，文艺复兴开始了，城市和宫殿都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人们的思维苏醒了，好奇心勃发。

　　事实上，历史并没有如此分明的界限。13世纪无疑是属于中世纪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可是，13世纪就完全是黑暗和停滞不前的岁月吗？绝对不是的。人们还是活得生龙活虎的。13世纪见证了伟大国度的创建，目睹了大贸易中心的发展，还看到了哥特式教堂尖尖的塔顶高耸于城堡塔楼和市政厅的高屋顶之上，整个世界都在运转之中。市政厅里高高在上的绅士们刚刚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通过他们最近积累的财富），正在同封建主子抗争，想要得到更多的权力。行会的成员也才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多数有利”这一原则，他们抗争的对象是市政厅里高高在上的绅士们。国王带着老谋深算的顾问趁机浑水摸鱼，逮住了很多金光闪闪的大鱼，他们架起火，烤了鱼，大吃大嚼，他们面前的市政议员和行会成员看到这一幕，目瞪口呆、失望沮丧。

　　长夜漫漫，昏暗的街道无法继续进行政治和经济分歧的讨论，这时行吟诗人和抒情诗人就登场了，各种浪漫、冒险、英雄气概和忠诚的故事和歌曲由他们表演出来，美丽的女人们得到了消遣。与此同时，这样慢节奏的进步让年轻人不耐烦了，他们蜂拥进入大学，由此引出另一番故事。

　　中世纪是“国际思维”的岁月。这听起来难于理解，请听我解释。我们现代人是“国际思维”。我们中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等，我们讲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我们的大学上美国大学、英国大学、法国大学或是意大利大学。如果我们要学的专业只有别的国家才有，我们就学另一门语言，前往慕尼黑、马德里或是莫斯科。但是在13世纪或是14世纪，人们很少自称为英国人、法国人或是意大利人。他们说，“我是谢菲尔德公民，波尔多公民，或是热那亚公民。”因为他们都属于同一教会，他们觉得有一种兄弟般的情谊。当时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讲拉丁语，因此他们拥有国际语言的便利，完全没有现代欧洲这种愚蠢的语言障碍，这种障碍让那些小国家身处极其不利的地位。以宣传包容和笑声的伊拉斯谟为例，他的著作撰写于16世纪。他是荷兰一个小村庄的人，他用拉丁语写作，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读者。如果他活在今天，他就会用荷兰语写作，那么就只有五六百万人能阅读他的书。如果要让欧洲其他地方和美国的人读他的书，出版商就不得不将他的书翻译成20种不同的语言。这笔开销就非常昂贵了，出版商很有可能不愿意麻烦，或是不愿意冒这个险。

　　而在600年前，就不会有现在的问题。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们依然十分愚昧，根本不会读写。但那些掌握了用鹅毛笔书写这门高超技艺的人，属于文字国际共和国，他们遍布整个欧洲，对于他们而言，没有文字或是国际的边界和限制。大学就是这一共和国的堡垒。和现代的防御工事不一样，当时的大学并没有围墙。只要有老师和学生的地方就是大学。这又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不同于我们现代社会的地方。现在要建立一个新大学，过程几乎一层不变：首先，或是某个富人想要为自己居住的社区做点事情；或是某个教派想要自己虔诚的孩子们得到体面的监督，或是国家需要医生、律师和教师。要建大学，先要有一笔钱存在银行，接着这笔钱就用于建造教学楼、实验室和宿舍。接着就聘请专业教师，举行入学考试，大学就这样开办起来了。

　　但在中世纪，情况就完全两样了。有个智者对自己说，“我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必须把我自己掌握的知识传给其他人。”接着，他就像现代的街头演说家，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人听他讲，他就宣传自己的观点。如果他讲得很有趣，人群就会站在那里一直听他讲。如果他索然无趣，人们就会耸耸肩，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

　　某个老师很不错，慢慢地有些年轻人定期前来听他讲课。前来听课的人带上本子，墨水瓶和鹅毛笔，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记下来。有一天，下雨了，老师和学生就躲进了一间空置的地下室，或是到了“教授”的家里。这位博学之人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其他的男孩子就坐在地板上，这就是大学的开端。在中世纪，“universitas（大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教授和学生组成的团体，其中“老师”就是一切，而老师授课的建筑什么都算不上。

　　为了举例说明，我就讲一讲公元9世纪的一些事情。在那不勒斯[185]附近的萨勒诺有几个非常优秀的医生，吸引了很多想要学医的人们。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持续到了1817年），这里的萨勒诺大学都在讲授希波克拉底的智慧。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的名医，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行医。

　　后来从布列塔尼[186]来了一位年轻的神父，名叫阿伯拉尔[187]，12世纪早期开始在巴黎教授神学和逻辑学。数千位求知若渴的年轻人涌到巴黎听他讲课。不同意他观点的神父也站了出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很快，巴黎就挤满了吵吵嚷嚷的英格兰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还有从瑞典、匈牙利来的学生；坐落在塞纳河一个小岛上的古老教堂变成了著名的巴黎大学。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一位名叫格兰西[188]的修道士编撰了一本教会法学的书。年轻的神父，还有全欧洲很多的教徒都来倾听格兰西的讲解。为了让这些学生免受城市里旅店老板和公寓女房东的剥削，他们组织了一个团体（也就是大学），这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开始。

　　接下来，我要讲一讲在巴黎大学发生的一次争执。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了这场争执，事实就是数位不满的教师带着他们的学生跨过了英吉利海峡，在泰晤士河旁一个叫做牛津的小村庄里找到了一个友好的居处。公元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也发生了分裂。一群不满的老师（也是带着自己的学生）搬到了帕多瓦，从此这一城市有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大学。就这样，大学在欧洲大地上拔地而起，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到远方波兰的克拉科夫，从法国普瓦捷到德意志的罗斯托克，到处都有大学的存在。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各种对数和几何定理，这些早期教授讲课的内容在我们看来，很多都是荒诞的。但我想说的是：中世纪，特别是13世纪并不是世界停滞不前的时期。年轻的一代人有活力，有热情，他们虽然有些腼腆，可内心是躁动不安地，想要提问，在这种躁动中，文艺复兴应运而生。

　　就在中世纪快要落下帷幕之际，一个孤独的身影在舞台上走过，他是你应该有所了解的人。他的名字叫但丁，是佛罗伦萨律师的儿子，阿利吉耶里家族。但丁出生于1265年，成长于祖辈生活的城市佛罗伦萨。在他成长的年代，乔托[189]正在圣十字教堂的墙壁上绘制阿西西[190]圣弗朗西斯的生平事迹。等到但丁求学的时候，他经常惊恐地看到一滩滩的血迹，这些血迹见证了跟随教皇的归尔甫派和跟随皇帝的吉伯林派成员之间无休止的残酷争斗。

　　但丁成人后，参加了归尔甫派，他的父亲就是归尔甫派人士，这和美国男孩没什么两样，如果这位父亲凑巧是民主党人，那儿子也是民主党人，如果凑巧是共和党人，那儿子也是。但是过了几年，但丁看到意大利上千个小城市之间互相妒忌争斗，如果群龙无首，意大利将在一片混乱中消亡，于是他加入了吉伯林派。

　　他的目光越过阿尔卑斯山，想在北方找到援助。但丁希望能有一位强大的皇帝来到意大利，重建团结和秩序。天！他的希望落空了。1302年，佛罗伦萨将吉伯林派人士驱逐出境。从那一天开始，但丁一直都是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最后他于1321年死在拉文纳的废墟中。漂泊期间，他一直靠富有的赞助人养着，正是因为他们赞助过这位痛苦的诗人，他们的名字才没有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中。经历了多年的流放生活，但丁觉得有必要为当年的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辩护一下，那时他是家乡的政治领袖，那是他为了看一眼情人比阿特丽斯·波尔蒂纳里，经常在亚诺河[191]的岸边散步。那个可爱的女子成了别人的妻子，早在但丁流放之前就去世了。

　　他的雄心壮志没能实现。他满怀赤诚地效力于自己的家乡，可是在腐败的法庭面前，他被指控盗取公共基金，如果胆敢踏入佛罗伦萨半步，就要被活活烧死。他是清白的，他要让自己，让同时代的人看到这一点，于是但丁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他细致地讲述了导致他失败的各种情况，他描写无可救药的贪婪、欲望和仇恨，这些东西将他深爱的意大利变成了战场，邪恶自私的暴君雇佣无情的兵勇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杀戮。

　　他告诉我们，1300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四，他在密林中迷路了，发现道路前方出现了一头豹子、一头狮子，还有一匹狼。他觉得自己死定了，突然一个白色的身影出现在树林中，他就是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维吉尔，是圣母玛利亚和比阿特丽斯派他来就自己了。比阿特丽斯在天堂上守护者自己的真心爱人。接着，维吉尔带着但丁穿过了炼狱，又穿过了地狱，最后他们来到了地狱的最底层，看到撒旦冻在永恒的冰柱之上，周围都是罪恶最深重的罪人，叛徒、撒谎的人，还有那些通过谎言和欺骗获得名誉和成功的人。在维吉尔和但丁到达这一可怕的地方之前，但丁还遇到了那些在佛罗伦萨历史上扮演过某种角色的人物。有皇帝，有教皇，有雄赳赳的骑士，也有哀鸣的放高利贷者，他们或是注定要遭受永久的惩罚，或是在等待能够离开炼狱前往天堂的赦免日。

　　这是个有趣的故事，书中包含了13世纪人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还包换了他们的恐惧和夙愿。而贯穿这一切的是那位佛罗伦萨流放者孤独的身影，永远背负着自身绝望的阴影。

　　注意了！在这位忧伤的诗人与世长辞之时，一个新生儿正呱呱坠地，他将成为文艺复兴的第一人，他就是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 [192]，他的父亲是小镇阿雷佐的公证人。

　　弗朗西斯克的父亲和但丁同属一个政治党派，他也被流放了，因此弗朗西斯克出生在佛罗伦萨之外的地方。15岁那年，家人把他送到法国的蒙特利埃，想让他同父亲一样，成为律师。可是这个男孩不想成为律师，他讨厌法律。他想成为学者和诗人，正因为他想成为学者和诗人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他成功了，意志坚定的人往往都能如愿。他长途跋涉，到各处誊抄手稿，他去过佛兰德斯，去过莱茵河沿岸的修道院，去过巴黎，去过列日，最后他去了罗马。然后他就住在了沃克吕兹[193]荒山中的一处僻静山谷中，潜心研究和写作。很快他就因诗歌和学位声名远扬，巴黎大学和那不勒斯的国王都要邀请他前去教导学生和臣子。在前往新工作的途中，他必须要经过意大利。他编辑了几乎为人所忘记的罗马作者的作品，意大利人也听闻他的大名。意大利人想要颁给他荣誉，在罗马城古老的广场上，彼特拉克戴上了诗人的桂冠。

　　从那一刻开始，他的人生中就是无尽的荣誉和掌声。他写出了人们最想听到的东西。人们已经厌倦了神学辩论。可怜的但丁要在地狱里游**，他尽管游**好了。彼特拉克写的是爱情、自然和太阳，他从来不提那些阴暗的东西，那些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一代人的存货。彼特拉克每到一个城市，人们都会倾巢出动，一睹他的风采，他就像一位凯旋的英雄一般受到人们的欢呼。如果他还带上了年轻的朋友薄伽丘[194]，那就更好了。他们二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充满了好奇心，任何书都要一睹为快，喜欢在没人的发霉图书馆里翻翻拣拣，想要发现维吉尔、奥维德、路克里斯或是其他古代拉丁语诗人的手抄稿。这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当然是了！每个人都是。人总有一死，并没有必要因为这一点就耷拉着脸，穿着脏衣服到处乱走。生活是美好的，人活着就应该感到幸福。你想要证据？好呀，拿起一把铁锹挖土吧。你发现了什么？美丽的古代雕像、美丽的古代花瓶。古代建筑的遗址。这些东西都是曾经的伟大帝国的人们创造的。他们统治了这个世界1000年的时光。他们是强壮而富有，而且还很英俊（看一看皇帝屋大维的半身像吧！）。当然了，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进不了天堂。他们至多在炼狱里待着，不久前，但丁还去看过他们呢。

　　可是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于凡人而来，能够活在古罗马那样的世界里就已经是天堂了。不管怎样，我们只能活一次。让我们为了活着而喜悦幸福吧。

　　简言之，这种精神开始弥漫在众多意大利小城市蜿蜒狭窄的街道上。

　　你知道“自行车热”或是“汽车热”的意思。几十万年来，要到另一个地方，人们都是痛苦地徐徐图之，突然有人发明了自行车，一想到可以轻松迅捷地翻山越岭，人们当然是高兴得“发疯”。接着，聪明的机械师制造出了第一台汽车，再也没有必要不停地蹬脚踏板了，你只需要坐在那里，一滴滴的汽油就把工作给你完成了。这一来，每个人都想要一辆汽车。人人都在谈论劳斯莱斯、廉价福特、汽化器、英里数和汽油。探险家深入未知的国家，只为发现更多的石油。苏门答腊岛和刚果开发出大片大片的橡胶园，给我们提供橡胶。橡胶和石油成了珍贵资源，人们开始为了占有它们而兵刃相见。整个世界都“为汽车狂”，小孩子还不会叫爸爸妈妈，就学会说“车车”。

　　在14世纪，意大利重新发现了古罗马世界湮没已久的美，意大利人为之而疯狂。很快，整个西欧都染上了意大利人的狂热。新发现了一部手抄稿，可以成为欢庆的理由。如果有人写了一则语法，他受欢迎的程度就相当于现在某人发明了新型火花塞。人文学者，也就是那些致力于研究“人”或是“人性”的人（没有把时间荒废在无果的神学研究上）深受人们的尊敬爱戴，其程度超过刚刚征服了野蛮人群岛回来的英雄。

　　在这片知识复兴的热潮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古代哲学家和作家的研究。突厥人又开始进攻欧洲了。君士坦丁堡，原罗马帝国最后留下的古都，陷入了重围之中。公元1393年，皇帝曼努埃尔·帕里奥洛格斯[195]派出伊曼纽尔·索罗拉斯前往西欧，讲明拜占庭所处的绝境，请求援助。他们得不到援助。罗马天主教视希腊正教会教徒为邪恶的异教徒，巴不得看到他们受到惩罚。虽然西欧对拜占庭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但他们对古希腊人大有兴趣，特洛伊战争过了10个世纪后，古希腊的殖民地居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196]创建了君士坦丁堡。他们想要学习希腊文，这样就能阅读亚里士多德、荷马和柏拉图的作品了。他们非常想学希腊文，可是他们没有书，不懂语法，没有老师。佛罗伦萨的行政官听说索罗拉斯来了，而他们城里的人“疯了一样地想学希腊文”。索罗拉斯愿不愿意来教他们希腊文呢？索罗拉斯愿意，注意了！这位希腊文的教授给数百位年轻好学的学生讲授希腊字母，这些学生是一路乞讨来到了这座亚诺河旁的城市，他们居住在窝棚里，住在肮脏的阁楼里，就是为了能够学会希腊文，能够与索福克勒斯和荷马为伴。

　　与此同时，在大学里，老派的经院学者还在讲授他们古老的神学和他们老旧不堪的逻辑学；他们解释的是《旧约》当中隐藏的谜团，讨论的是从希腊文到阿拉伯文，再从阿拉伯文到西班牙拉丁文版本的亚里士多德的古怪科学。看到眼前的一切，他们灰心丧气，恐惧万分。接着，他们愤怒了。太离谱了，年轻人竟然离开大学的讲堂，跑去听某个疯狂的“人文学者”讲述“重生文明”的新型学说。

　　他们找到了当局，一番抱怨。正如你不能强迫不想喝水的马儿饮水，你也不能强迫人们去听他们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经院学者们很快就失去了阵地。他们也会有短暂的胜利。有些狂热份子憎恶别人享受自己感受不到的幸福，这些人和经院学者联合起来行动。佛罗伦萨是伟大复兴的中心之地，这里新旧秩序之间展开了一场恶战。中世纪阵营的领导者是一位多明我会[197]修道士，面目阴沉，憎恶美好事物。他作战顽强，每天都圣母之花大教堂宽敞的礼堂里咆哮着警告众人上帝的愤怒。“忏悔吧，”他叫道，“你们忘记了上帝，忏悔吧；你们从不圣洁的东西中感受到了快乐，忏悔吧！”。他的耳朵里开始出现声音，燃烧的宝剑在他眼前划过天空。他教导小孩子不要重蹈覆辙，不要跟随他们的父辈走向毁灭。他宣称自己是伟大上帝的先知，组织了献身于上帝的童子军。一时间，人们迷乱了，恐惧了，因为自己邪恶地爱上了美和愉悦，他们承诺要为此而忏悔。人们带着书、雕像和画作来到市场，疯狂地庆祝“虚荣的狂欢节”，他们唱起了圣歌，更多地是跳起了不圣洁的舞蹈，而多明我会的修道士萨沃那罗拉则拿起火炬，一把火烧掉了这些珍藏品。

　　等到火焰熄灭，人们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这个可怕的狂热份子让他们摧毁了最珍爱的东西。他们转而开始对抗萨沃那罗拉，他被扔进了监狱，受到了酷刑折磨，可是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好不后悔。他是个诚实的人，一心想要过圣洁的生活。他就是想要摧毁那些存心与他观点相左的人。只要看到有邪恶，就要根除邪恶，他视之为己任。他是教会虔诚的儿子，在他眼里，爱上了异教徒的书，爱上了异教徒的美丽，那就是邪恶。可是他孤立无援，他在为一个死去的过去的时代而战。罗马的教皇可以救他，可是教皇连手指都不愿动一动。相反，他赞同“忠诚的佛罗伦萨人”的行为，佛罗伦萨人把萨沃那罗拉拖到了绞刑架上，他被吊死了，快乐的人群又叫又闹地焚烧了他的尸体。

　　虽然很悲惨，但这是必然的结局。如果放在11世纪，萨沃那罗拉就会是个伟人。可是到了15世纪，他领导的就是败局已定的事业。好也罢，坏也罢，教皇都成为了人文主义者，梵蒂冈成了罗马和希腊古物最重要的博物馆，这时中世纪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