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进步就好比一个不断前后摆动的巨大钟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宗教满不在乎，对艺术和文学却是充满了热情，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情况转换过来了，人们对艺术和文学满不在乎，对宗教却是充满了热情。

　　你当然是听说过宗教改革了。你想的是一小群勇敢的清教徒越过重洋，寻求“宗教信仰的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我们这些新教国家），宗教改革似乎都成了“思想自由”的代名词。马丁·路德是这一先锋运动的领袖。但是历史并不是歌功颂德，用德国历史学家兰克[239]的话来说，我们要发现“真正发生了什么”，这样一来，过去就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在人类的生活中，几乎就没有绝对好或是绝对坏的事情。也几乎没有非黑即白的事情。记录下每一历史事件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是诚实的记录者应尽的职责，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所以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做到公正，尽力不受自己偏见的影响。

　　以我自身经历为例。我成长在新教徒国家的新教中心地带，直到12岁那年，我才见到了天主教徒。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非常不自在，我是有点害怕。我知道当年阿尔瓦公爵[240]惩罚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中的荷兰人，西班牙宗教法庭烧死、吊死、肢解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切在我看来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实一样，而且有可能重演。圣巴托洛缪之夜[241]有可能重现，小小的可怜的我有可能穿着睡衣就被屠杀了，我的尸体有可能像高贵的科利尼上将的尸首一样被扔出窗外。

　　又过了好些年，我到了一个天主教国家生活了数年。我发现那里的人比我以前的同胞们还要友好宽容，他们也同样聪慧。我吃惊地发现，宗教改革中天主教也有他们有道理的一面，一点也不亚于新教徒的道理。

　　当然了，经历了宗教改革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人们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总是对的，敌人总是错的。那是自己被吊死和吊死别人的问题，双方都想要吊死别人。这就是人性，无需指责。

　　我们来看一看1500年的世界吧，这一年很容易记住，这一年查理五世诞生了。几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兴起，中世纪的封建无序状态结束了。查理五世是所有君主中最强大的，但在1500年他还在襁褓之中。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是斐迪南和伊莎贝尔，他的祖父是哈布斯堡皇室的马克西米兰，中世纪最后的骑士，祖母玛丽的父亲是大胆的查理，勃艮第野心勃勃的公爵，他同法兰西交战，大获成功，最后却被独立的瑞士农民杀害了。这个孩子查理生来就继承地图上最大的一片土地，既有他父母，也有他祖父母，叔叔、堂兄，还有姑母的辖地，有德意志的疆土，也有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土地，还有它们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出生在比利时的根特，就降生在佛兰德斯伯爵的城堡里，不久前德意志占领了比利时，将这座城堡当作监狱使用。虽然身为西班牙国王和德意志皇帝，他接受的却是弗兰芒人的教育。

　　查理的父亲死了（据说是毒死的，但没有得到证实），他的母亲疯了（她带着装有丈夫尸体的棺材到处旅行），查理就由他严厉的姑母玛格丽特管教。查理生来就要统治日耳曼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另外还有上百个其他民族，他长大后成为了弗兰芒人，忠实的天主教徒，但非常反感宗教中的偏执。他非常懒惰，孩提时期如此，长大成人后也是如此，但他却担负起统治陷入宗教狂热混乱的世界。他总是马不停蹄地赶路，从马德里到因斯布鲁克[242]，又从布鲁日[243]赶往维也纳。他爱好和平，喜欢宁静的生活，却戎马一生。人类有如此多的仇恨，是如此的愚昧，到了他55岁那年，他极度厌世，放弃了王位，3年之后，他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人世。

　　这就是皇帝查理五世的故事。那教会，这个世上第二大的力量又如何呢？中世纪早期，教会开始教化异端，向他们展示虔诚正直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好处，之后，教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教会变得非常富有。教皇不再是谦卑的基督徒羊群的牧羊人，他住在宏伟的宫殿中，周围都是取悦他的艺术家、音乐家和著名文学家。他的教堂和礼拜堂里挂满了新画作，上面的圣人看起来更像是古希腊的诸神。教皇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间在处理事务，而另外的时间都用于艺术，他对罗马雕像非常感兴趣，最近又发现了古希腊花瓶，还计划新修一栋夏日行宫，还要排演一部新剧。上行下仿，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也是如此。主教大人们也在效仿大主教的榜样。然而，乡村的神父还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远离这邪恶的世界、以及对美和快乐这种非基督的热爱。他们还远离修道院，当时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已经忘记了简朴和贫困生活的古老誓言，在不引起公众丑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寻欢作乐。

　　最后要谈到的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比以前富裕了很多。他们住上了更好的房子，孩子上了更好的学校，居住的城市也更加美丽，他们的武器也能和强盗式的贵族媲美了，这些贵族再也不能像过去的数个世纪那样对他们横征暴敛了。这些就是宗教改革的主要角色。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文艺复兴给欧洲带来了怎样的改变，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学问和艺术的复兴之后，宗教兴趣的复兴必定接踵而来。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接着到了法国。文艺复兴在西班牙并不兴盛，西班牙同摩尔人的战火延续了500年的时间，那里的人们极端保守，对宗教事务非常狂热。文艺复兴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可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后，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欧洲北部的人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气候中，那里的人们同他们南部邻居的生活观也就迥然不同。意大利人生活的环境视野宽广，阳光明媚，他们很容易受到气候的感染，喜欢欢声笑语，纵情高歌，容易喜气洋洋。而日耳曼人、荷兰人、英格兰人、瑞典人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户内，听着雨点落在他们舒适小屋的窗户上。他们不苟言笑，对待任何事情都很认真。他们随时都想着自己不朽的灵魂，不愿意在视为神圣的事情上搞笑。他们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部分，也就是书籍、研究古代作家、语法和教科书非常感兴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大结果就是回归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无宗教信仰的文明，这一点却让他们的内心充满恐惧。

　　但教皇和红衣主教团几乎都是意大利人，有了他们，教会成了气氛愉悦的俱乐部，人人都在讨论艺术、音乐和戏剧，很少提及宗教。北方态度严谨，南方随和淡然，两边的分歧越来越大，但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教会即将面临危机。

　　宗教改革的发生地是德意志，而非瑞典或是英格兰，其中有几个小原因。德意志国家的人自古就不待见罗马。皇帝和教皇之家无尽的战争和分歧引得双方都非常不快。在其他欧洲国家，政府掌握在强大的国王手中，国王通常都有能力保护臣民不受贪婪神父的迫害。在德意志地区，皇帝实权不够，下面的封建主蠢蠢欲动，市民更加受主教和高级教士的摆布。这些身在高位的神职人员想要搜刮大量钱财修建宏大雄伟的教堂，这可是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嗜好。德意志地区的人觉得自己遭受了掠夺，自然会感到不悦。

　　另一鲜为提及的事实就是：德意志是印刷机的发源地。在欧洲北部，书籍便宜，《圣经》不再是只有神父才能拥有，只有神父才能解释的神秘手抄本。很多能够读懂拉丁文的家庭都《圣经》，一个个的家庭开始阅读《圣经》，这却有违教会的规定。读了《圣经》之后，他们发现神父讲的很多事情都同原稿有出入，这就引发了疑虑，大家开始提问，一旦提出的问题不能得到答案，就会引发很多麻烦。

　　欧洲北部的人文主义者开始进攻了，他们首先攻击的是修道士。他们在心中对教皇依然有太多的尊敬，因此不忍攻击教皇本人。但修道士们呢？他们懒惰无知，在修道院的高墙里过着富裕的生活，正好成为开枪的靶子。

　　有趣的是，这场战役的领袖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是虔诚的教徒。他出生在荷兰鹿特丹一个贫寒的家庭中，在代芬特尔的一所拉丁语学校受教，肯彭的托马斯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伊拉斯谟成为了神父，他有段时间居住在修道院，曾旅行到过很多地方。后来他成为公众小册子作者（放在今天，他就是我们口中的社论作者），撰写了一系列的匿名书信，都收集在一部题为《无名小辈的来信》中，全世界都为之捧腹大笑。在这些信件中，他用德语式的拉丁语打油诗揭露了中世纪后期修道士的愚昧无知，这种打油诗的形式有些类似我们今天的五行打油诗。伊拉斯谟本人是一位非常博学严谨的学者，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借助一本修订过的希腊文《新约》，翻译出了第一本可信赖的拉丁语版本。他和古罗马诗人塞勒斯特一样，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带着微笑讲述真理”。

　　1500年，在英格兰拜访托马斯·莫尔[244]期间，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本有趣的小册子，题为《愚人颂》，在这本书中他用幽默，这一最犀利的武器，攻击了修道士和那些因为轻信而追随他们的人。这本小册子是16世纪的最畅销书，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其译本。正因为这本书，人们开始关注伊拉斯谟其他的著作，他在其他书中提出了改革教会不当行为的主张，呼吁其他人文主义者帮助他，共同参与到复兴基督信仰的事业当中。

　　他计划得非常好，可是没有任何结果。伊拉斯谟是个非常理性包容的人，教会的对手并不喜欢他的言论，他们还在等待一位性格更为火爆的领袖。

　　这位领袖来了，他的名字就是马丁·路德。

　　路德出生在一个北德意志的农民家庭，他有着一流的头脑和惊人的勇气。他上了大学，取得了埃尔福特大学的文科硕士，之后他进入了一个多明我教派的修道院。后来，他成为了维滕贝格[245]神学院的教授，开始给农家子弟讲解经文，而这些农家子弟并不关心宗教。他有很多闲暇时光，就开始研究《旧约》和《新约》的原文。很快，他就发现了基督的原话与教皇和主教传播的教义之间有很大的不同。1511年，他因公务来到罗马。博尔吉亚家族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246]已经死了，他搜刮了大量财富，他的儿女因此得益匪浅。他的继任者尤利乌斯二世[247]个人品德无可指责，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仗和大兴土木之上了，其虔诚之心并没有给我们这位严谨的德意志教授留下什么印象。大失所望的路德回到了维滕贝格。后来又发生了更为糟糕的事情。

　　尤利乌斯二世希望他清白的继任者继续浩大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工程；工程还没开始多久，可是已经需要维修了。亚历山大六世花光了教皇的金库。1513年，尤利乌斯二世去世，利奥十世登基成为了教皇，处在了破产的边缘。他采用了一种筹集现金的老办法：兜售“赎罪券”。“赎罪券”就是用一定现金换来的羊皮纸，有了这张纸，有罪的人就能减少在炼狱中所待的时间。根据中世纪后期的教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人真心忏悔，教会有权在他们死前宽恕他们的罪恶，那么教会也就有权通过圣人从中说情，缩短他们在阴暗的炼狱中精华灵魂的时间。

　　不幸的是，人们必须通过金钱来购买这些赎罪券。不过赎罪券为教会提供了一种轻松获得税收的方式，而且如果有人实在是太穷了，也可以免费领取赎罪券。

　　1517年，萨克森地区赎罪券的销售权交到了一位名叫约翰·特策尔的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手中。修士约翰是一位非常积极的推销员。事实上，他有点过于积极了。他的方式惹恼了这个小公国的虔诚信徒。路德是实在人，他非常愤怒，莽撞行事了。1517年10月31日，他来到了教堂，在大门口贴上了一张纸，上面陈列了95条论纲，条条都在抨击销售赎罪券。这些声明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路德并不打算引发暴动，他并不是革命人。他反对销售赎罪券的做法，他想要教授同事们知道自己对此的看法。这本是神职人员和学者界的私事，并没有去煽动普通信徒对教会的偏见。

　　但不巧的是，当时整个世界开始关注宗教事务，只要讨论的是宗教，就必然会很快引发精神层面的大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整个欧洲都在讨论这位萨克森修士的95条论纲。每个人都必须表示赞同与否。所有的神职人员，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辈也必须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教皇当局惊呆了，他们下令要路德前往罗马报告自己的行为。路德想起了胡斯的遭遇，明智地选择待在德意志，教皇将他逐出了教会。在众人仰慕的目光中，路德焚烧了教皇的诏书，从此他和教皇之间就再无和平可言。

　　虽然无心如此，路德成为了众多对教会不满的基督徒的领袖。像乌尔利希·冯·胡登[248]这样的德意志爱国者立刻站出来为他辩护。如果当局想要逮捕他，维滕贝格、埃尔福特和莱比锡的学生都提出要为他辩护。萨克森地区的选帝侯[249]向群情激昂的年轻人保证，只要自己还在萨克森，路德就不会遭遇危险。

　　这些事情发生在1520年。当时查理五世已经20岁了，是半个世界的统治者，他不得不和教皇保持友好关系。查理五世下令在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召开宗教大会，要求路德出席大会，汇报自己的非常规行为。路德当时已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他前去参加了会议。路德拒绝收回自己说过的，或是写过的话，一个字都不肯收回。只有上帝的话语才能支配他的良心，他无论是死是活都是为了自己的良心。

　　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沃尔姆斯大会宣布路德是上帝和人类的罪人，禁止德意志地区的人给他提供住所、食物和饮水，也不准人们阅读这个卑鄙的异教徒写下的任何东西。虽然如此，这位伟大的改革家并无性命之忧。在大部分德意志北部的民众看来，这项判决极其不公正，令人发指，遭人唾弃。安全起见，路德躲在了瓦特堡，在这座属于萨克森选帝侯的城堡中，他挑战教皇的权威，将整部《圣经》翻译成了德语，从此所有的人都能自己阅读理解上帝的话语了。

　　事到如今，宗教改革就不再只是精神和宗教层面的事务了。有些人不喜欢现代教堂的风格，他们就趁着动**的时期，摧毁了这些教堂，他们这样做就是因为自己不能理解这些教堂的美。穷困潦倒的骑士也趁机抢夺属于修道院的领地，以此弥补以前的损失。心怀不满的亲王们趁着皇帝不在的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癫狂的煽动家带领着食不果腹的农民抓准机会，袭击领主的城堡，他们带着十字军一般的狂热，烧杀抢掠。

　　整个帝国陷入了真正的混乱之中。有些亲王成了新教徒，开始迫害天主教的臣民。有些亲王仍是天主教徒，于是他们管辖下的新教徒被挂上了绞刑架。1526年的施派尔会议想要解决这一难题，下令“子民应该与亲王属于同一教派”。这一来，德意志就成了星罗棋布的上千个互相仇视的小公国和封邑，这一局面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抑制了德意志政治的正常发展。

　　1546年2月，路德去世，安葬在了他29年前反驳销售赎罪券壮举的教堂里。不到30年的时间，充满了欢声笑语、随性安逸的文艺复兴世界就变更成了吵闹争论、诽谤中伤的宗教改革论坛。教皇在精神层面一统天下的局势戛然而止，整个西欧变成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互相屠杀的战场，两派都想将自己的某些教义发扬光大，这些教义是如今我们这代人无法理解的，正如我们无法理解古代伊特鲁里亚人的神秘碑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