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民族独立的热情不是反动方式就能摧毁的。南美洲人首先站出来反对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措施，接踵而来的就是希腊、比利时、西班牙和多个欧洲大陆的国家，19世纪开始了民族独立战争的篇章。

　　如果说“维也纳会议能够这样那样，欧洲19世纪的历史就会完全不同”，但这样说没什么意思。参加维也纳会议的那群人刚刚经历了大革命，经历了20年持续不断的可怕战事。他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给欧洲带来“和平和稳定”，他们觉得人们需要的、渴望的就是这两点。他们就是我们口中的“反动人士”。他们真的是不相信广大群众有自由统治的能力。他们重组了欧洲的地图，希望借此给欧洲带来最大可能的永久性成功。他们失败了，但并非他们居心叵测，有意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老派人士，还记得年轻时期幸福宁静的生活，非常渴望回到那段美好的时光。他们没有能意识到许多革命理论在欧洲大陆已经深入人心。法国革命不仅教会了欧洲人民很多事情，还教会了美洲人民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自己“民族”的权利。

　　拿破仑对任何事情和任何人都没有敬意，他在处理民族和爱国愿望方面非常无情。但是早期的革命者却宣扬过一条新理念：“民族不是政治边界的问题，也不是脑袋和鼻子形状的问题，而是感情和灵魂的问题”。他们教导法国孩子法兰西民族的伟大的同时，也在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情。卢梭认为原始人具有高尚的美德，很快，这些认同卢梭观点的人们就开始挖掘自己的过去，他们发现在封建体制的废墟之下埋藏着伟大种族的骨骸，而他们认为自己就是这些祖先羸弱的后人。

　　19世纪上半叶是历史大发现的时期。各地的历史学家都在出版中世纪的宪章和中世纪早期的编年史，结果就是每个国家都对古老的祖国感到了新的自豪，而很多这样的情感都来自于对历史事实的错误解读。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是真是假并没有太大关系，只要人们觉得是真的就行了。许多国家的国王和子民们坚定地相信他们的祖先创造的荣耀和美名。

　　可维也纳会议不讲情感。诸位大人根据六七个王朝的最大利益分割了欧洲地图，把“民族愿望”放在了禁书一列，一同上榜的还有其他各种危险的“法国学说”。

　　但是历史并不会因为会议如此规定就如此进行。出于某种原因（这也许是历史规律，但还没有引起学者的关注），“民族”对人类社会有序发展似乎很有必要，任何想要阻止这一趋势的企图，就像是梅特涅想要阻止人们思考，都会失败。

　　有意思的是民族运动的第一站是在世界的另一边，遥远的南美洲。在多年的拿破仑战争中，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享受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在西班牙国王被这位法国皇帝俘虏期间，他们甚至还保持了对国王的忠心，1808年，拿破仑下令，命自己的兄弟约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而他们拒绝承认这位国王。

　　事实上，美洲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唯一地区就是哥伦布首次到达的海地岛。1791年，国民公会突然爆发了博爱之心，授予了海地黑人所有他们白人主子才能享受的权利。但同样突然的是国民公会又后悔迈出了这一步，但想要收回承诺可没有那么简单，为此，拿破仑的内地勒克莱尔将军和黑人领袖杜桑维尔之间多年交战。到了1801年，杜桑维尔受邀前去拜访勒克莱尔，讨论签订合约的条件。法国人郑重许下诺言，保证不会加害杜桑维尔。杜桑维尔相信了白人对手，上了一条法国船只，不久后就死在了法国人的监狱里。但最后海地黑人还是赢得了独立，创建了共和国。他们也极大地帮助了第一位想要将祖国从西班牙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伟大南美爱国者。

　　西蒙·玻利瓦尔生于1783年，出生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在西班牙接受的教育，到过巴黎，看到过革命政府的运作，在美国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当时委内瑞拉已经普遍明确地表现出对母国西班牙的不满情绪。1811年，委内瑞拉宣布独立，玻利瓦尔成为了革命将军中的一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革命军遭到失败，玻利瓦尔逃走了。

　　接下来五年的时间里，他领导的事业似乎注定就要失败了。他所有的财富都已经耗尽，如果没有海地总统的支持，他就不可能发起他最后一次成功的进攻。最后整个南美洲都是起义的队伍，很快西班牙就无法独力镇压叛军了，西班牙向神圣同盟求助。

　　西班牙走出这一步，英格兰深为忧虑。英国人已经取代了荷兰人，成为了全球货物的承运商，整个南美宣布独立，他们本有望获取很多的利润。英国人希望美国能够出手干预，但是参议院没有此意，在众议院有很多人认为不应该插手西班牙的事务。

　　就在这时，英格兰的内阁大臣发生了变动。辉格党下台了，托利党人掌权了。乔治·坎宁成为了国务大臣。他暗示美国政府，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出面反对神圣同盟要镇压南美殖民地反叛运动的计划，英国强大的海军将很乐意给予美国政府以支持。于是门罗总统在1823年12月2日在国会上发言，声明：“美国将视同盟方面任何企图在西半球任何地方扩展其体系的行动威胁到了我们的和平和安全”，并且警告“美国政府会认为神圣同盟方面的如此行为是对美国非友好军事部署的体现”。4周之后，“门罗主义”出现在了英国报纸上，神圣同盟的成员不得不做出选择。

　　梅特涅犹豫了。他个人倒是愿意冒一冒惹恼美国的风险（自从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之后，美国的海军和陆军都处于不受重视的状态。）可是坎宁态度不善，欧洲大陆上也不太平，他不得不小心谨慎。欧洲方面的派兵计划就一直搁浅了，南美和墨西哥获得了独立。

　　而欧洲大陆越来越不太平。1820年，神圣同盟派出法国军队前往西班牙充当和平守卫者。后来，奥地利军队也被派往意大利执行类似的任务，当时意大利的“烧炭党”（烧炭工人的秘密组织）极力宣传意大利统一，引发了反抗那不勒斯王国统治者斐迪南的起义活动。

　　俄国也传来了坏消息，亚历山大去世，圣彼得堡爆发了短暂而血腥的革命，因为发生在十二月，所以称作“十二月党人起义”。这次革命的结局就是许多优秀的爱国者被处以了绞刑。在亚历山大的反动统治中，这些爱国者忍无可忍，希望能在俄国建立立宪政府。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梅特涅先后在亚琛[301]、特波拉、卢布尔雅那[302]和维罗纳[303]举行了会议，想要确保欧洲王室对自己的支持。会议的举办地都是风景宜人的矿泉疗养地，这位奥地利首相过去一直都在这些地方消暑，各国的代表也是如期而至。他们总是信誓旦旦要全力以赴正压起义，但他们对成功都是心中没数。人民的情绪开始表现出不妙的迹象，特别是在法国，国王的地位岌岌可危。

　　然而，真正的麻烦开始于巴尔干半岛，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入侵欧洲的门户。最先爆发起义的地方是摩尔达维亚[304]，古罗马的达契亚省份，公元3世纪就脱离了罗马帝国。从那以后，摩尔达维亚就成了失落的土地，类似于亚特兰蒂斯[305]，当地人继续使用古罗马的语言，依旧称自己为罗马人，称自己的国家为罗马尼亚。到了1821年，一位年轻的希腊人，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亲王开始了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他告诉追随者，他们有俄国的支持。但梅特涅的使者很快就前往圣彼得堡，沙皇听信了奥地利人“和平与稳定”的那套说辞，拒绝给罗马尼亚提供帮助。易普息兰梯不得已逃亡奥地利，他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牢狱时光。

　　也就是在1821年，希腊也发生了暴乱。自从1815年开始，一个秘密的希腊爱国组织就在组织起义。到了1821年，他们突然就在摩里亚半岛[306]拉起了独立的大旗，赶走了土耳其人的卫戍部队。土耳其人做出了惯有的反应，他们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主教，在希腊人和很多俄国人心中，这位主教就是他们的教皇。土耳其人在1821年的复活节绞死了这位大主教，还一同处死了数位主教。希腊人则屠杀了摩里亚首府所有的穆斯林人，作为报复，土耳其人则进攻了希俄斯岛屿，屠杀了2万5千名基督徒，并且将4万5千名基督徒当作奴隶卖到了亚洲和埃及。

　　接着希腊人就向欧洲王室求助，梅特涅说了很多话，意思就是他们尽可“纵火自焚”，（这里我并不想用双关语，我要引用的是梅特涅告诉沙皇的原话：“暴乱的火焰应该在文明的范围之外自生自灭”。）边境关闭了，自愿者无法前去救援希腊爱国者，他们的事业似乎已经完了。在土耳其人的要求下，埃及军队登陆摩里亚，很快土耳其人的旗帜就再次飘扬在雅典卫城之上。接着，埃及军队用“土耳其人的方式”平息了这个国家的叛乱，梅特涅静静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等待着这次“侵犯欧洲和平的事件”成为过去的那一天。

　　英格兰再次出手打乱了他的计划。英格兰最伟大的荣耀不在于其庞大的殖民地，财富或是海军，而是在于那种冷静平和的英雄主义和普通公民的独立精神。英国人遵纪守法，但是他们知道狗窝和文明社会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他们不承认别人有侵犯自己自由思考的权利。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国家做错了什么，他就会站出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受到攻击的政府会尊重他，并且保护他不受暴徒的攻击。而我们今天，就像是苏格拉底时代的人一样，通常喜欢攻击摧毁那些有着超凡勇气或是智力的人。只要世界上有某项正义的事业，无论是多么的不得人心，或是多么遥远不可及，总会有一群英国人誓死追随。英国大众和其他地区的人们没有区别，他们专注于手里的事情，没有时间去干那些不切实际的“娱乐性冒险”。可是，他们却非常仰慕那些特立独行的同胞，这些人放下一切，为了亚洲或是非洲某个不知名的民族而战，如果以身殉道，他们就会为公开这些人举行肃穆的葬礼，并且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些人是英勇和侠义的榜样。

　　甚至神圣同盟的秘密警察也拿这种民族特性毫无办法。1824年，拜伦爵士，一位富有的年轻英国人扬起风帆，前往援助希腊人，他的诗篇让全欧洲人都为之动容。3个月之后，消息传遍了欧洲，他们的这位英雄死在了希腊最后的要塞之地米索朗基。他孤独地死去，整个欧洲都为之感动，所有的国家都成立了援助希腊的组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英雄拉菲特在法国为希腊人的事业奔走呼吁。巴伐利亚的国王派出了数百位军官前去支援。米索朗基的士兵得到了大量金钱和物资的援助。

　　乔治·坎宁击败了神圣同盟在南美的如意算盘，如今他已是英国首相。他觉得该第二次出手将梅特涅一军了。英国和俄国的舰队已经到了地中海。这两国的政府不敢再压抑民众支持希腊独立的热情，派出了舰队。法国的海军也现身了，自从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法国就一直就充当着在穆斯林地区作为捍卫基督教的捍卫者的角色。1827年10月20日，这三国的舰队在纳瓦里诺[307]进攻土耳其人的舰队，并将之摧毁。消息传来，众人欢庆，很少出现这种整体欢庆胜利的场面。西欧和俄国的人们在国内并没有享受到自由，通过想象代表受压迫的希腊人打了自由之战，而深感安慰。1829年，他们得到了回报。希腊独立了，梅特涅反动的稳定政策遭受了第二次惨败。

　　篇幅有限，如果我想把所有国家民族独立战争的细节都告诉你，那就荒唐可笑了。关于民族独立战争，有很多好书。我讲了希腊的独立战争，原因是这是第一次成功地打击了维也纳会议建立起“维持欧洲稳定”的堡垒。压迫的堡垒依然存在，梅特涅继续控制着局面，但是这样的日子就要走到尽头了。

　　在法国，波旁王朝建立起一套让人无法忍受的警察体系，就是想清除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改变，完全不顾文明战争应该遵守的规则和法律。1824年路易十八死了，至此，法国人民已经享受了9年的“和平”时光，这段时光比帝国时代10年的战争还更为不堪。路易的弟弟查理十世登基。

　　路易十八是地道的波旁家族的人，他们不学无术，有仇必报。他还记得那天早上在哈姆镇上，消息传来，他的哥哥被斩头。这一幕时刻都萦绕在他心头，他不敢忘记如果没能读懂时机，君主会遭到怎样的不幸。而查理十世在20岁之前，就已经欠下了5000万法郎的私人债务，他头脑空空，什么都不记得，坚定地什么也不愿意学。他刚一继位，就建立了“为神父所有，为神父所治，为神父所享”的政府，这一评论是由惠灵顿公爵做出的，此人并非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可见查理的统治人神共愤，连惠灵顿公爵这样信任法律和秩序的人都深感厌恶。查理十世镇压报纸，因为报纸批评政府，他解散了议会，因为议会支持报纸，这样的胡作非为，他也是为时不多了。

　　1830年7月27日，巴黎爆发了革命。7月30日，国王查理逃亡海岸，坐船驶向英格兰。就这样“十五年著名的闹剧”就终结了，波旁王朝统治法国的日子终结了。他们实在是无可救药，完全不能胜任这一职位。法国有可能会重回共和国的政府形式，但梅特涅不能容忍法国迈出这一步。

　　情况非常危急。叛乱的火星已经跳出了法国边境，点燃了另一个充满了民族苦难的火药库。新成立的荷兰王国并不成功，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好无共同之处，他们的国王威廉三世（沉默者威廉叔叔的后人）勤勉认真，可是缺乏策略和灵活，不能让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和睦相处。另外一大群来自法国的神父立刻进入了比利时，国王威廉是新教徒，无论他想要做点什么，都会有大群情绪激动的公民大声嚎叫，指责他干涉“天主教会的自由”。8月25日，在布鲁塞尔，民众开始反对荷兰当局。两个月后，比利时人宣布独立，科堡的利奥波德，也就是英格兰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被推上了宝座。这一来，难题迎刃而解。这两个国家本来就不该被绑在一起，他们各自放手，从此以后睦邻友好，生活在了和谐宁静的氛围当中。

　　当年交通很不发达，消息传播的速度很慢，可是当法国和比利时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波兰时，波兰人立刻就同他们的俄国统治者发生了冲突，之后就是持续一年的惨烈战事，最后俄国人取得了胜利，他们以惯用的俄国方式“沿着维斯杜拉河建立起秩序”。1825年，亚历山大的弟弟尼古拉斯一世继位，他坚定地认为是自己家族的权力为神所授予，成千上万的波兰难民逃亡西欧，他们亲眼目睹了神圣同盟的原则在神圣的俄国并非一纸空文。

　　意大利也不太平。帕尔马女公爵玛利亚·路易斯被赶出了自己的国家，她曾是前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妻子，拿破仑遭受滑铁卢之败后，她就抛弃了拿破仑。在教皇国，群情激愤的人们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可是奥地利的军队开进了罗马，很快又是一切照旧。梅特涅继续坐镇哈布斯堡王室外交大臣的官邸普拉茨宫，秘密警察重回岗位，和平依然高于一切。维也纳会议的**威继续在欧洲领土上横行了18年，之后革命才成功将欧洲从中解救出来。

　　法国作为欧洲革命的风向标，又率先爆发了革命。查理十世之后继位的国王是路易·菲利普，其父亲就是著名的成为了雅各宾派的奥尔良公爵，投票赞成处决自己的堂哥国王，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平等的菲利普”为名发挥过作用。后来，罗伯斯庇尔想要肃清国家的所有“叛徒”，他也位列其中，而罗伯斯庇尔所谓的“叛徒”就是不同意他观点的人。奥尔良公爵的儿子被迫离开了革命的队伍。年轻的路易·菲利普到处流浪，到了好多地方，他在瑞士学校教过书，还在美国未知的“西部”探险度过了两三年的时间。拿破仑倒台后，他回到了巴黎。他比波旁王室的那些亲戚要聪明得多。他生活简单，经常胳膊下夹着红色雨伞在公园里散步，后面跟着一群孩子，看上去就像是慈祥的男舍管理员。但是法国人已经厌烦国王这一套体系了，路易·菲利普对此并不清楚，到了1848年2月24日早上，一群人冲进了杜伊勒里宫，把他从皇宫里赶了出去，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时他才回过神来。

　　这一消息传到了维也纳，梅特涅想当然地认为这不过是1793年的重演，只消再次派出盟军进入巴黎，这场不合时宜的民主闹剧就会收场。但是两周之后，他所在的奥地利首都也公开爆发了叛乱。为了躲避暴民，梅特涅从宫殿后门逃走了，皇帝斐迪南被迫颁布了体现了绝大多数革命原则的宪法，而在过去的33年时间中，皇帝的首相努力镇压的也正是这些原则。

　　这一次，整个欧洲都感到了震动。匈牙利宣布独立，在路易·科苏特的领导下反抗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这场实力悬殊的斗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沙皇尼古拉斯出军跨过了喀尔巴阡山脉，匈牙利再次成为贵族的安全之地。哈布斯堡王室没能在公开战场上击败对手，他们设立了特别军事法庭，绞死了绝大多数的匈牙利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