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和工业革命，但是它还经历了一项更为重大的变革。经历了数代的压迫和迫害之后，科学家们终于有了行动的自由，可以去探索支配宇宙的基本法则了。

　　在科学和科学研究最初的懵懂概念中，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有所贡献。但是公元4世纪的大迁徙摧毁了地中海地区的经典世界，而教会的兴趣在人类的灵魂而非肉体，认为科学是人类傲慢的体现，居然想要窥探上帝管辖的神圣领域，是与七宗罪紧密相连的行为。

　　文艺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世纪各种偏见筑起的高墙。然而在16世纪早期，宗教改革取代了文艺复兴，对“新文明”持敌对态度，科学人士如果胆敢超越《圣经》的指示，将会面临严厉的惩罚。

　　我们的世界上到处都是伟大将军的雕像，他们骑着高头大马带领着欢呼的士兵走向辉煌的胜利。不时也可以看到一块不起眼的大理石墓碑，告诉人们一位科学人士安息在此处。再过上一千年的时间，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会不一样，到时候，那一代幸福的孩子们将会了解到抽象知识的先驱者有着怎样无畏的勇气和绝对的奉献精神，正因为他们，我们的现代社会才可能成为现实。

　　许多科学先驱者在贫穷、轻视和羞辱当中度过了一生。他们住在阁楼上，死在了地牢中。出版了书籍，他们也不敢在扉页上印上自己的大名，在他们的出生地，他们不敢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只能把手稿偷运到阿姆斯特丹或是哈勒姆[330]某处的秘密印刷厂。他们是新教和天主教教会公开仇恨的敌人，教会无数次布道传教都提到了他们，煽动教区居民用暴力对抗这些“异端分子”。

　　他们也找到了避难所。荷兰是当时最宽容的国家，当局虽然完全不喜欢科学研究这些事情，但不愿干预人们的思想自由。于是荷兰就成了思想自由的避难所，法国、英国、德意志的哲学家、数学家和医生可以在这里得到短暂的休息，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我在另外一个章节中讲到过罗杰·培根的故事，他是13世纪的伟大天才，数年来不敢写一个字，就怕教会当局又来找他的麻烦。500年之后，法国撰写哲学《百科全书》的诸位一直处在法国宪兵的监视当中。有过了半个世纪，达尔文胆敢质疑《圣经》中的人类起源的故事，所有的神职人员都斥之为人类的敌人。

　　甚至到了今天，那些大胆进入科学未知领域的人依旧不能完全摆脱遭受迫害的痛苦。在我写这篇内容的时候，布莱恩先生正对着一大群人发表《达尔文主义的威胁》的演说，警告听众不要遭受这位伟大的英国自然学家的毒害。

　　然而，这不过是旁支末节的问题。该做的总是会得以完成，人们总是谴责那些有远见的人为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而他们也会享受到这些科学发现和发明带来的好处。

　　17世纪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天空，想要研究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这样的探索行为在教会眼里也是不得体的，他们并不赞成。哥白尼第一个证明了太阳是中心，直到去世那天才出版了自己的研究。伽利略大半辈子都处在教会的监视之下，但他继续用望远镜进行研究，为后来牛顿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实际的观察数据，极大地帮助了这位英国数学家发现了后来称之为万有引力定律的存在。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后，人们对天空的兴趣暂时停止了，转而开始研究地球。17世纪后半叶，安东尼·列文虎克发明了显微镜（形状奇怪的小东西，使用不便），人们因此可以研究致病的“微小”生物了。显微镜创立了“细菌学”的基础。近四十年来，因为发现了多种致病的小生物，人类得以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有了显微镜，地质学家们就能更为细致地研究从地表深处挖出来的不同的岩石和化石。有了这些研究，地质学家坚信地球的历史远比《创世纪》所言的久远。1830年，查理斯·莱伊尔爵士出版了《地质学原理》一书，否认了《圣经》中给出了创世纪的故事，更为精彩地描述了一个缓慢生长和逐渐发展的故事。

　　与此同时，拉普拉斯[331]正在研究一种关于宇宙形成的新理论，他认为地球最初不过是形成行星的星云中的一个小点。本生[332]和基尔霍夫[333]在利用分光镜研究恒星的化学组成，并且研究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太阳，而伽利略是发现太阳黑子的第一人。

　　在天主教和新教的土地上，解剖学家和教会当局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终于得到允许，可以解剖尸体。中世纪的庸医只能对我们的器官及其功能进行猜测，现在终于可以真正对其进行了解了。

　　从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疑惑为什么天上会有星星，已经过去了数十万年的时间，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1810年到1840年），人类在各个科学领域进展神速，超过了以往的总和。这个年代对于那些接受了老体制教育的人肯定非常不好受。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对拉马克[334]和达尔文这类人的仇恨，其实这两位并没有说人是“猴子的后代”，（而我们祖父那一代人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他们的看法是：骄傲的人类有一系列的祖先，追本溯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批出现在地球上的水母身上。

　　富裕的中产阶级主宰了19世纪，他们优雅得体，很愿意使用煤气或是电灯，以及伟大科学发现的各种实际应用，但他们依然不信任这些调查者，这些“科学理论”的发现者，而如果没有这些发现者，就不可能有进步。到了最后，科学家们的贡献终于得到了承认。过去的富人把财富捐出来修建大教堂，如今他们捐钱修建大实验室，科学家们安静地在实验室里和人类隐形的敌人英勇奋战，有时还会牺牲自己的性命，这一切只为了未来的人类能够更加幸福，更加健康。

　　是的，许多我们祖先认为是“上帝行为”的疾病不过是我们无知和粗心造成的。现在每个孩子都知道只要留心饮用水，就不会感染伤寒。而医生花了好多年的努力才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人们不再惧怕牙医。研究我们口腔的微生物之后，防治蛀牙就成为了可能。如果必须要拔牙，那就吸上一口麻醉气体，牙齿毫无感觉地就拔出来了。1846年美国报纸刊登了利用乙醚进行“无痛手术”的新闻，欧洲善良的人们听了直摇头。在他们看来，疼痛是凡人应该承受的，躲避疼痛就是违抗上帝的意愿，好长时间之后，乙醚和氯仿才得以在手术中普遍应用。

　　但是，进步取得了胜利，偏见这堵城墙上的缺口越来越大，最后，无知的古老石块轰然倒塌。代表着更为幸福的新秩序的追求者汹涌而进，突然他们发现遭遇了新的障碍。在旧时代的废墟上又矗立起一栋保守的城堡，如果要攻破这最后的壁垒，还要数百万人献出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