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节本来应该告诉你很多关于这最近50年的政治信息，而其真正的内容却变成了几个解释和道歉

　　如果我之前知道写一部世界历史是这么困难，我就不会接下这份工作。当然，只要够勤奋，花上六七年的时间在图书馆积满灰尘的书堆中翻来翻去，就能堆积出一本讲述每个世纪每片土地的历史的大部头。但我们这本书的目的并非如此。出版商想要出版一种有韵律感的历史书，不是平铺直述，而是有所侧重。现在这本书就要完成了，我发现有些篇章我的确是有所侧重，而有的时候，我的确是在平铺直述漫长且被遗忘的历史——有些地方我简直就是长篇累牍了，不时地还沉迷于原地打转中。我不喜欢这样，想要毁掉手稿，重新写过。可是出版商不同意。

　　不能重写，我就求其次，于是我把打印好的手稿送给朋友读一读，给我提些意见。这一过程真是让人灰心丧气。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他们都想知道为什么我把他们最喜欢的国家、最喜欢的政治家，甚至是他们最喜欢的罪犯给漏掉了。很多人都非常看重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我解释说，我非常想多写一点拿破仑的内容，可是在我看来，他远远比不上乔治·华盛顿、古斯塔夫·瓦萨、屋大维、汉谟拉比、林肯和十来个其他历史人物，而且篇幅有限，他们也只能占有几段话的内容。至于说成吉思汗，我只承认他在大屠杀方面有无比的才能，我尽可能不要提到这位人物，不想为他做宣传。

　　“看到现在已有的内容，都很不错，”另一位评论家说道，“但是清教徒呢？我们正在庆祝他们到达普利茅斯三百周年。应该有更多的篇幅讲到他们呀。”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写的是美国历史，头12章内容，肯定有一半的篇幅都是清教徒。可是这是人类的历史，普利茅斯岩石上发生的一件事情直到数个世纪之后才有了国际重要性；而且美国是由13个殖民地创建的，不是1个。美国历史头20年最重要的领袖来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和尼维斯岛，并非来自马赛诸塞州。因此此书中现有的新教徒内容也就足够了。

　　接下来就是史前历史专家了。为什么我没有多讲一讲万年前克罗马侬人创造的高度文明呢？

　　是的，为什么我不多讲一讲呢？答案很简单。我并不像那些最有名的人类学家那样相信早期人类的完美。卢梭和18世纪的哲学家创造出了“高贵的野蛮人”形象，他们认为，这些人在人类的初始时代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我们现代的科学家已经摒弃了我们祖辈无比喜爱的“高贵的野蛮人”形象，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法兰西河谷地带的“辉煌野蛮人”，这些野蛮人在3万5千年前结束了荷兰地区和德意志地区低俗的粗鲁野蛮人的统治。现代的科学家向我们展示了克罗马侬人绘制的大象和雕刻的塑像，满口都是赞美之词。

　　我并不想说这些科学家是错的。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早期西欧社会掌握的东西太少，还完全不能准确地还原当时的社会。对于不肯定的事情，我还是闭口不谈为妙。

　　还有其他的人批评我不公平。为什么我把荷兰、冰岛和瑞士这些国家拉了进来，就忘了爱尔兰、保加利亚和暹罗[338]呢？我要说的是，我并没有硬拉进哪个国家。讲到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些国家都是顺应形势，自然而然进来的，我当然不能将它们排除在外。为了大家能够明白我的观点，我要说的是：本书提及的是与该段历史相关的国家。

　　我只有一条原则。“这个国家，或是这个人有没有提出了新的理念，或是有没有原创的行为，而且该理念和行为是否改变了人类的进程？”这个问题与个人喜好无关。这是一种近乎于数学判断的工具。蒙古人在人类的历史上写下了最为绚烂的篇章，可是从成就或是文化进步而言，蒙古人对人类的贡献最小。

　　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的一生也是波澜壮阔，可是对于我们而言，他就好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同样的，荷兰共和国的历史之所以有意思，并不是鲁伊特尔号上的水手曾经在泰晤士河上钓过鱼，而是北海岸边这条泥巴海堤为各种各样有着奇怪的不合时宜念头的人提供了避难所。

　　没错，无论是雅典还是佛罗伦萨，在其鼎盛时期，也只有堪萨斯城十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如果这两个地中海城市从未存在过，我们现在的文明就会大不一样了。堪萨斯城是密苏里河上的繁忙都市，如果这个城市没有存在过（这样说我很抱歉），我们的文明不会有什么两样。

　　既然现在我是在陈述个人观点，那就允许我说一说另外一件事。

　　如果我们去看医生，我们就会提前弄清楚他是外科医生、是诊断医生、是顺势医疗医师，还是信仰治疗师，这样我们就知道他会从哪个角度来检查我们的病痛了。选择历史学家，也要像选择医师一样用心。我们会说，“历史就是历史”，然后就这样了。一个孩子在苏格兰偏远地区严格的长老会家庭中长大，而他的邻居从小就被拉去聆听不相信任何魔鬼的罗伯特·英格索尔的精彩演说。也许到了后来，这两个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长大的两个人都忘记了早年接受的教育，前者再也没有踏进教堂一，后者没有再聆听过一次演讲。但他们在敏感期接受的影响是终生的，无论他们说什么，写什么或是做什么，都会流露出早年所受的影响。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我讲过，我并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向导，现在我们的故事就快讲完了，我再次重复这个警告。我出生成长在老派的自由主义环境中，追随的是达尔文和其他19世纪先驱者的理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和一位叔叔在一起，他特别喜欢收集16世纪法国作家蒙田的书籍。因为我出生在鹿特丹港，在豪达[339]接受教育，我非常熟悉伊拉斯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宽容的伟大倡导者吸引了并不宽容的我。后来，我接触到阿纳托尔·法朗士[340]，后来我偶然看到了萨克雷[341]的《亨利·艾斯蒙德》，第一次接触到了英语，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影响，这是任何其他英语书籍都不能比拟的。

　　如果我出生在某个闲适的中西部城市，我很有可能会对孩提时代听过的赞美诗产生某种好感。可是我对音乐最早的记忆是在一个下午，那天我母亲带我去听巴赫的赋格曲。这位新教徒作曲大师的作品有着数学一般精确的完美，我深受影响，听到祈祷聚会吟唱赞美诗，我就会觉得无比痛苦。

　　如果我出生在意大利，从小就沐浴在亚诺河温暖的阳光中，我可能会爱上那些色彩缤纷的画作，而我现在对这样的作品无动于衷，原因就是我最初的艺术感悟来自天气阴沉的国度，一旦阳光穿透云层，就以近乎残酷的姿态照射在饱浸雨水的土地上，一切都呈现出强烈的明暗对比。

　　我有意告诉你这些事实，让你对我的个人喜好有所了解，就能理解我的立场。在这本书后，我列出了代表各种观点的书单，到时候你就能把我的观点和其他人的观点加以比较。这样你就能更为公正地得出你自己的观点。

　　好了，在简短而必要的跑题之后，我们回到历史的话题，讲一讲最近50年发生的事情。在这段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几乎就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大多数大国不再是单纯的政治体，还成为了大型企业。他们修建了铁路，在世界各地开辟并且资助了轮船线路。他们还在各属地之间铺设了电报线路，将之连接起来，逐渐增强了对其他大陆的控制力。大国之间互相竞争，亚洲和非洲上能够占有的土地都被占光了。法国的殖民利益是在阿尔及尔、马达加斯加岛、安南[342]、东京[343]。德国则是占领了非洲西南部和东部，在非洲西海岸的喀麦隆、新几内亚[344]和太平洋的诸多岛屿上建立了定居点，并且利用几位传教士被害的为借口强占了中国黄海边上的胶州湾。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碰运气，结果遭遇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军队，惨遭失败，后来夺取了土耳其人在北非的的黎波里的属地，聊以作为安慰。俄国占领了整个西伯利亚，从中国手里夺走了旅顺港。日本在1895年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占领了台湾。到了1905年，日本开始夺取整个朝鲜王国。到了1883年，英国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殖民帝国开始着手“保护”埃及。自从1868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来，埃及就一直处在外国入侵的威胁之下，英国卓有成效地实施了保护计划，同时从中夺取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在接下来30年的时间里，英国在世界不同地方进行了数场殖民战争，在1902年（经过3年艰苦的作战），英国征服了德兰士瓦的独立波尔共和国[345]和奥兰治自由邦[346]。与此同时，英国鼓动塞西尔·罗兹做准备，为成立从好望角延伸到尼罗河河口的大非洲国奠定基础，同时英国还把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占领的岛屿和省份一个个收入囊中。

　　比利时精明的国王利奥波德利用探险家亨利·斯坦利的发现，于1885年建立了刚果自由邦。最开始，这个巨大的热带王国是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可是多年管理极其不善之后，刚果被比利时人吞并，变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发生在1908年）。利奥波德陛下只要能够得到象牙和橡胶，对当地人的死活毫不在意，刚果成为比利时殖民地之后，比利时人废除了国王陛下包容的种种暴行。

　　美国领土辽阔，没有占领更多土地的野心。但是西班牙在西半球最后的属地——古巴的统治让人发指，美国政府最终采取了行动。这场战争很短，非常平淡无奇，西班牙人被赶出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

　　世界经济的发展非常自然。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厂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原材料，欧洲工人的数量也在增加，需要的食物也是越来越多。到处都在呼吁要更多更富裕的市场，要更容易开采的煤矿、铁矿、橡胶园和油井，还需要更多的粮食。

　　那些人正忙着计划在维多利亚湖开辟蒸汽船航线，或是在山东建造铁路，在他们眼里，欧洲大陆纯政治的事件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他们知道欧洲的很多问题都还悬而未决，但是他们毫不在意，完全是因为冷漠和大意，他们给后代留下了仇恨和痛苦的可怕遗产。若干个世纪以来，欧洲的东南角落一直都是叛乱和杀戮的场地。19世纪70年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的人民为了获得自由再次起义，而土耳其人（得到了许多西部国家的支持）却极力镇压。

　　1876年保加利亚爆发了穷凶极恶的大屠杀，俄国人失去了耐性。正如麦金莱总统[347]不得不出访古巴，制止韦勒将军的行刑队在哈瓦那大开杀戒，俄国政府被迫出面干预。1877年4月，俄国军队跨过了多瑙河，迅速拿下希普卡山口，在占领了普列文之后，一路朝南进发，打到了君士坦丁堡城下。土耳其人向英国人求救。英国政府站到了苏丹的一边，遭到了许多英国人的指责。但是迪斯雷利决定插手干预。他刚刚把维多利亚女王扶上了印度女王的宝座，他喜欢别致的土耳其人，讨厌俄国人，后者残忍地对待俄国境内的犹太人。俄国被迫签订了1878年的圣斯特凡诺条约。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命运就交给了同年6月和7月在柏林召开的会议来决定。

　　迪斯雷利完全主宰了这次会议。迪斯雷利的卷发油光滑亮，态度居高傲慢，却又带着一种愤世嫉俗的幽默感，还极富奉承讨好的天赋，连俾斯麦都怵他三分。在柏林，这位英国首相细心地守护了盟友土耳其人的命运。会议承认黑山共和国、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为独立王国。保加利亚公国有了半独立的地位，其统治者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侄子巴滕堡的亚历山大亲王。但正因为英国人太在意苏丹的命运，这些国家都没能拥有发展力量和开发资源的机会。苏丹的领土是英帝国抵抗俄国进攻的必要堡垒。

　　更糟糕的是，这次会议允许奥地利从土耳其人手中拿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块地区变成了哈布斯堡王室统治下的部分领土。奥地利人治理得很不错，这两块长期被忽略的地区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堪比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这就很说明问题。但这两块地方居住有很多塞尔维亚人。在古代，这里曾是斯特凡·杜尚创立的大塞尔维亚帝国的一部分。杜尚在14世纪早期打败了土耳其人，捍卫了西欧。大塞尔维亚帝国的首都曾是文明的中心地带，150年之后哥伦布发现了西方的新大陆。塞尔维亚人记得古代的辉煌，谁又能忘记呢？他们憎恶出现在这两个地方的奥地利人，他们视这两个地方为自己的祖传之地。

　　在波西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28日遭到了暗杀。暗杀他的是一位塞尔维亚学生，做出这样的行为完全是出于爱国动机。

　　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这一行为立刻引发了灾难性的结果，世界大战爆发了，我们不能怪罪那位半疯半癫的塞尔维亚学生，或是他杀害的奥地利大公。这一次战争的原因必须追溯到著名的柏林会议，当时欧洲太过忙碌于建立物质文明，而忽略了古老的巴尔干半岛被遗忘民族的愿望和梦想。